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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記憶裡的皇后碼頭
皇后碼頭的遠走：
送走的不僅是一代人的記憶
2007年保留皇后碼頭事件
源自香港政府開始進行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項目，將愛丁堡廣場建築群之一的皇后碼頭拆卸作道路和商廈用途。雖然政府聲明把皇后碼頭拆卸後會另覓地方重建，但此舉引發香港部份民間團體不滿，認為是摧毀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並認為把皇后碼頭遷他處，本身的重要性大減，公共空間亦遭消滅。本土保育組織本土行動策劃一連串論壇、靜坐和絕食阻止皇后碼頭拆卸，事件後來演變成警民衝突。這次事件可視為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事件的延伸。
皇后碼頭清拆，保護意識提升的分水嶺
這次事件更進一步提高了香港人對公共空間以及城市規劃的意識，也讓香港人反省以往只顧經濟發展而忽略了公共福利與環境，把本土文化、集體記憶和平民化設施一手摧毀的一貫做法。而政黨和民間組織則更落力務求在政府落實清拆前保育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例如域多利監獄F倉、油麻地警署、灣仔街市和景賢里等等，以防政府製造既定清拆事實。
電影中的皇后碼頭
皇后碼頭是電影及電視取景的熱門場地，相關作品不計其數，皇后碼頭亦因此而聞名於外地，不少遊客先透過香港電影及電視認識劇中的皇后碼頭，然後才親身到香港遊覽。直至面臨「清場」的七月底，仍有獨立電影導演崔允信為新開拍的戲，到皇后碼頭實地拍攝，很可能是它被「切割」前，最後一次攝入電影。
影視界在皇后碼頭取景這傳統，可以追溯至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今天所見的碼頭在一九五三年落成。
《血淚人生》 1960年 張瑛執導
故事講述一名工人因失業加上在損友半威逼情況下當上騙徒，一次竟騙著其外母，其從南洋回港的外母（李月清飾）乘坐駁船小艇在皇后碼頭上岸後，遭素未謀面的女婿（張瑛飾）及同黨騙去財物，事後回家才發覺騙徒原是女婿，由此引出電影故事的悲劇效果。在皇后碼頭拍攝的片段長約五分鐘，張瑛、李月清、高佬泉、姜中平等都參與了拍攝，由李月清上岸、尋找親人至走到碼頭外圍候車（候車點與今天相同），鏡頭所見除了皇后碼頭，還可見當時正在動工興建的香港大會堂高座（建至第三層）及低座（至一九六二年落成啟用）。
《七彩難兄難弟》1968年 謝賢及周驄主演
電影故事由皇后碼頭開始，主角二人一個生意失敗，一個失業，同為失意之人，在灰心至輕生的邊緣上惺惺相惜，因而開展一段禍福與共的友誼，組成了電影故事。
《小樓殘夢》1970年代 楚原導演
改編自依達小說的國語片，故事亦由皇后碼頭開始，講述在碼頭剛上岸而只有兩天假期的船員羅威（凌雲飾），在平安夜前後與新相識的女子朱麗（井莉飾）一段只維持了兩天的愛情，無根的船員，最終也在皇后碼頭與朱麗分手，結束了一段無根的愛情，羅威在船上遙望漸遠的碼頭，由此結束了電影。
《精裝難兄難弟》1997年 羅嘉良、吳鎮宇、陳百祥、黃子華主演
羅、吳、陳三人飾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影星，俱垂垂老矣，黃子華則飾演現代一名看不起粵語片的新導演，後來被電影之神（楚原飾）帶回一九六七年的華達片廠，著他拍出一部至少有一個人欣賞的電影才能返回現代，黃子華遇著年輕時的羅嘉良、吳鎮宇和陳百祥，三人成了莫逆之交，演出一段超時空的友誼；後來黃所拍的電影無人欣賞，失意地來到皇后碼頭，剛巧失意的羅、吳、陳三人亦來到碼頭打算跳海自盡，混亂中一名小孩出現表示欣賞黃子華的電影，這時電影之神又再出現，把黃帶返現代，從此對粵語片改觀。
皇后碼頭：殖民符號到本土文化資源符號
電影在皇后碼頭取景除了情節上的需要，相信也由於皇后碼頭不像天星碼頭般人來人往，空間也較大，較便於拍攝工作的進行；但在另一角度看，皇后碼頭實也具殖民地都市的象徵意義，也許特別對五六十年代強調寫實的粵語片而言，電影選擇在皇后碼頭取景，除了情節及拍攝上的考慮，實也對角色的遭遇提供背景：為他們的受騙、失意或無根，提供一個可歸咎於殖民地都市的理由。
相比於《血淚人生》和《小樓殘夢》，《七彩難兄難弟》中的皇后碼頭一景出現的時間不多，但若與一九九七年由曹建南執導的《精裝難兄難弟》並觀，則對比出饒有趣味的時空意義。《精裝難兄難弟》當然具許多娛樂、誇張、簡化以至一些反智的元素，但它到底在懷舊和戲仿之餘，對六十年代的粵語片作出了真誠的對話，大大彌補了一些過份簡化的缺失，成為一齣在搞笑之餘仍可堪細味的作品。在本片的處理可以看出，黃子華飾演的新導演看不起粵語片，不只是一種口味的問題，其實也是一種殖民地的去本土和蔑視本土文化資源的涼薄眼光；當然電影未必有反殖意識，其出於保衛粵語片的尊嚴，卻透過皇后碼頭的挪用，以殖民地符號來作為反殖民的媒介，最終粵語片的重新被認知，本土文化資源（包括皇后碼頭）的重要性也重新被召回。其間電影所選擇的場景起了關鍵性的功用，不論在六十年代還是現在，皇后碼頭都成了一個時空連接的場所，連接歷史時空，作出對照，更由一個殖民地符號，轉移成為本土文化資源的符號。
保留皇后碼頭絕非懷戀殖民地，以有違反殖來責難皇后碼頭的保留實屬不公，因這碼頭已透過數十年公眾生活的使用，如渡海泳、船客上落、社會運動如「保釣號」的誓師出發與回航、一般旅行集合、垂釣休憩、遊客拍照、影視拍攝以至情侶漫步、醉客失意等等，慢慢轉移成香港眾人的碼頭；而電影，正正就是其中一種參與並同時記錄這轉移的媒介，它的參與強化了這轉移，而它的記錄則為後人提供反思社區意義的確切憑據。再有關殖民的問題，如果在具體的統治和壓迫以外，把殖民也理解為一種對被殖民者君臨的倨傲、一種對被殖民者的本土文化資源的蔑視，一種心態、一種目光；經過亦由於皇后碼頭使用者數十年的轉移、記錄和反思，在這地方仍是殖民地的時候，它就已經不再是殖民地了。
皇后碼頭的失落，不只是失去一個毋須申請的外景拍攝空間，在香港電影史上也是一個時空連接體的失落；即不從電影而論，皇后碼頭的失落也不代表去殖，相反地，是民眾自發地把殖民地符號轉移成本土文化資源符號的歷史的失落，也就是，一種真正自發去殖的失落。